商標、版權、專利當中，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實行懲罰性賠償是指當個人或組織以肆意、故意或放任的方式侵犯知識產權所有者權利而導致其遭受損失時，司法或行政機關判定侵權者需要承擔超出實際損害之外的賠償。廣州商標注冊認為，與常見的補償性賠償相比，懲罰性賠償更強調支付給權利人實際損害之外的賠償金，主要體現賠償責任的懲罰性和威懾性，而補充性賠償的目的是填平與補足權利人因知識產權被侵害所遭受的損失。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由來

    懲罰性賠償制度有著悠久歷史，現代意義上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產生于中世紀的英國，在1275年到1753年間，英國立法中至少有65條以上關于雙倍、三倍或者四倍賠償的條款。英國法律史上最早在司法上承認的懲罰性賠償案件發生于1763年，在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同時也建立了嚴格的適用要求。隨后，美國引入英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并根據經濟、社會、文化等現實情況不斷豐富發展，不僅由判例確立起具有賠償功能的懲罰性制度，同時還進行了具體規定，在1793年頒布的專利法中就規定要加重故意侵權者的賠償責任，是懲罰性賠償原則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較早應用。

    相對于主要使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采取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信奉平等自愿理念的大陸法系對懲罰性賠償長期不予認可，認為其違背了民法核心的等價有償原則。但進入20世紀以來，在雙方法系越來越多的學習、交流與互動之下，大陸法系也逐漸認識到懲罰性賠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民事責任除補償功能外，還應擁有懲罰、預防和遏制等功能。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之下，很多大陸法系國家開始突破同質補償的傳統觀念，引入知識產權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發展

    美國作為一個科技大國，非常重視對創新與知識產權的激勵與保護，很早就把懲罰機制納入到知識產權的損害賠償體系中來，逐漸成為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發展較為完善的國家。與此同時，作為判例法國家，美國在司法實踐也積累了大量具有重要示范意義的案例。在美國知識產權的部門法規中，專利法、商標法與商業秘密法均明確規定了侵權者應承擔的懲罰性賠償責任，即在補償性賠償金基礎上增加了額外的賠償，前兩者為“三倍賠償”責任，后者為“兩倍賠償”責任。美國專利法規定，以陪審團或是法院確定的初始賠償金額為基礎，侵權者最終支付的損害賠償可以提升至初始數額的三倍。其中，計算損害賠償金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按照合理使用費用估算，二是基于經侵權法判定所遭受的實際損失進行衡量。但美國專利法并沒有明文規定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而是留待法院判例予以明確，由實踐得出主客觀相統一、綜合考慮客觀事實因素的解決方式。與專利法、商標法相比，美國版權法并沒有對懲罰性賠償倍數做出明確規定，其賠償責任主要是通過法定賠償金體現。即在法院最終判決之前，版權所有者可以對與訴訟相關的所有侵權行為要求法定賠償。而在計算賠償金方面，侵權過錯是否基于主觀意圖會顯著影響賠償金的數額。換句話說，侵權賠償金主要不是根據被侵權者遭受的具體損失或侵權者的損害事實來確定，而要看侵權者的動機是屬于故意侵權還是無意的過失侵權。這種法定賠償金的確定方式與邏輯具有遏制故意或惡意侵權的作用，是一種特殊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總的來說，在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領域，懲罰性賠償具有如下特征：首先，知識產權侵權賠償兼顧侵權與被侵權者雙方，不僅強調對受害者損失的彌補，同時重視對侵權者的懲罰以及對潛在侵權行為的遏制。其次，規定懲罰性賠償額度的上限。為防止在實施中無節制的使用懲罰性賠償，美國相當多的州在立法中都對懲罰性賠償的最高數額進行了限制。第三，在不同的知識產權部門法規中，補償性賠償與懲罰性賠償的比例關系具有一致性。除版權法外，其他部門法不僅對侵權的懲罰性賠償責任進行了明確規定，而且均設定懲罰性賠償的金額不得超過補償性賠償的兩倍。第四，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金額度的確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與其他民事侵權的懲罰性賠償金計算方式有差異。

    加拿大在制定懲罰性賠償的規則和程序時借鑒美國的經驗，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只要侵權的動機與行為是主觀惡意的，就適用懲罰性賠償。例如，加拿大在著作權法中明文規定，侵權者首先需賠付被侵權者遭受的實際損失和自身因實施侵權行為而獲得的非法利潤，在此基礎上，法院還可以根據侵權的具體情節與程度判定侵權者支付懲罰性賠償金。在被判定為惡意侵權的案例中，侵權者還需要承擔被侵權者發生的法律訴訟費用、正常支出范圍外的其他費用，同時基于其承擔的實際賠償金、非法獲益以及懲罰性賠償金的總額來支付法院判決期間的利息。加拿大知識產權的懲罰性賠償具有如下特點：首先，懲罰性賠償責任和法定賠償責任同時適用。其次，確定了懲罰性賠償數額的具體范圍以防止出現不合理的賠償金。第三，賠償范圍有所擴大。受害者的法律訴訟費用、正常性支出之外的費用以及利息等各類費用都可以納入賠償范圍。因此，加拿大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可以對受害者進行更為充分的補償，但同時，其立法卻沒有對這類賠償的適用條件做出更加明確的區分與界定，因而無論是故意或非故意侵權，都有可能被判處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

    英國雖然是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起源地，但其與美國的情況并不相同，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與范圍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主要應用于惡意或嚴重侵害他人權利的案件。具體到知識產權保護，英國1623年制定的壟斷法開辟了專利保護的先河，對此后各個國家與地區的專利法的制定影響深遠。在其初始條款中，專利所有人可獲得因專利被侵權而遭受損失的三倍賠償，還可同時獲得兩倍的訴訟費用補償。雖然英國政府無意在民事程序中進一步擴展有關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但1988年制定、2010年修改的《英國版權、外觀設計與專利法》規定的附加性損害賠償制度仍然具有懲罰性賠償責任的性質。該法案第九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在案件公正需要的情況下，法院可以判決附加性的損害賠償金，但必須根據侵權者的主觀惡意程度和因侵權獲得的實際收益等因素進行確定。這種附加賠償金是在補償性賠償金基礎上增加的額外賠償，超出補償性賠償的初始數額，具有警示與威懾功能。特別是這種額外賠償金的判定要基于侵權者的主觀意圖和獲利情況，與懲罰性賠償的條件非常類似。在具體司法實踐中，英國法院首先考慮被告實施侵權行為是否是故意的，其次，考慮是否存在一次以上的侵權行為，最后考慮侵權活動所持續的時間范圍。此外，英國在確定附加的賠償金額時并沒有規定一個明確的倍數，而是基于侵權者從實施侵權到被侵權者提起訴訟這個時間區間內的許可費用進行計算，即著重考慮侵權行為的持續時間。

    德國作為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強調公法與私法要分立的原則。而知識產權屬于私法領域，因此在侵權損害賠償責任方面遵循的是填平原則，即損害賠償不需要對侵害者進行懲罰，只要能夠填平被侵權者的損失即可，這與民事損害賠償法中的完全補償原則相一致。但一直到19世紀，德國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對待懲罰性賠償的態度卻和美國非常相似，不僅很多州都承認懲罰性賠償的存在，德國法院也從來沒有嚴格執行過對侵害的填平式補償，而是經常將各種懲罰性因素加入到判決中。但上述情況在進入20世紀后發生了很大轉變，德國對待損害賠償的態度又回到完全補償和彌補損失的傳統理念。2009年，德國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包括專利法、實用新型法、外觀設計保護法和雇員發明法等，完成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工作。在知識產權侵權的損害賠償金計算上，德國主要采用三種方法：一是根據被侵權者遭受的具體損失予以賠償，二是基于侵權者獲得授權許可發生的費用決定賠償金，三是根據侵權者實施侵權后獲得的收益來決定賠償額。近年來，德國在專利侵權的司法實踐上，鼓勵被侵權人可以要求更高的損害賠償，這事實上達到了與懲罰性賠償相同的效果。而在著作權領域，德國法院在一些判例中也突破了知識產權侵權損害的完全補償原則，判決侵權者承擔雙倍的版權許可費用。此外，德國在專利法、實用新型法和外觀設計法的有關條款中規定了侵犯專利權的刑事責任，以加強對專利侵權的懲罰力度，達到遏制和威懾潛在專利侵權的目的。

    法國于2007年把《歐盟2004/48號法令》引入其知識產權法典中，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執行準則與規范。在歐盟的法令中，盡管沒有對懲罰性賠償進行明確規定，但一些相關條款與懲罰性賠償具有實施效果的一致性。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在確定知識產權的損害賠償金時，法院確定的金額不能少于使用該知識產權的總費用，或者不能低于侵權人若被授權使用該知識產權所應當支付的費用總額。該款規定的適用使支付給原告的損害賠償金可以超過所遭受的損害。由此，廣州商標注冊認為，知識產權法典在法國首次正式承認了懲罰性賠償制度。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啟示

    國外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及司法實踐，在理論研究層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

    明確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與范圍。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于懲罰知識產權侵權人的主觀惡意，威懾潛在侵權行為。構建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必須兼顧權利人和侵權人、保障權益和促進社會創新等各個方面的平衡，在此基礎上明確懲罰性賠償責任的適用條件與范圍。

    設計科學的懲罰性賠償額度。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金額、邊界或范圍是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重要內容，其設計是否合理是衡量該制度科學性的主要標志。我國目前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絕大部分都采用了法定賠償且缺乏細則，自由裁量權很大，導致同一類案件的賠償額度會產生巨大差異。因此，商標注冊當中應結合國情實際，對法定賠償限額等進行綜合考慮，針對不同類型案件進行標準細化，才能做到適用統一，這也是對立法的必要補充。

    完善證據制度以確定權利人損失或侵權人獲益。對知識產權侵權進行懲罰性賠償的基礎是衡量和評估被侵權者的損失或者侵權者的獲益，但由于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公開性和易復制性等特點，侵權具有很大隱蔽性，損失或收益難以準確衡量。針對這種侵權容易取證難的困境，可以通過完善證據制度來緩解，包括放寬權利人的證明標準，增強證據保全和對侵權人有限度的適用舉證妨礙規則等。

    廣州商標注冊公司認為，協調好懲罰性賠償與刑罰、行政責任之間的關系。在具體實施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過程中，會產生與刑事責任、行政執法相一致的功能。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實行的是司法審判與行政執法并行的體制，兩者要各司其職，相互配合，才能發揮既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又能維護知識產權法律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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